关于理想主义，关于2023
这两天忽然想起了太爷爷。
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但是在我整个童年乃至少年时光里，只要有人提起我是他的曾孙，老一辈的人们看我的眼神里立刻就多了一丝“前途无量”欣慰和期待，这是当时懵懂的我难以理解的期待。
太爷爷当年是国民党治下的县长，负责过“抓壮丁”的工作。我成长的年岁，是一件一件数着他的遗物，零零星星听老人们讲他生前的事迹过来的。
我听过他的体恤民情，只抓自愿服役的“壮丁”，而因此永远完不成任务的故事；
听过他两袖清风，放走的“壮丁”送了一车的糖表示感谢却被他谢绝的故事。
这些事迹，我也在家里长辈的只言片语中得到了些许验证。
他们埋怨过太爷爷虽然挣了好名声，同时也让家里一贫如洗、太奶奶辛苦操持一家人吃饭穿衣的往事；
他们唏嘘过他四亩良田换四分宅基地的不得已；也感慨过因此无心插柳摘掉了“地主”头衔，在六十年代的动荡中得以保全。
1949年，在那个“中央”的几番催促下，他身边的同事朋友都渡了那湾“浅浅的海峡”。
唯他没有。
他说：“我这辈子没做任何亏心事，不怕的。如果真去了，留在这边的家人们日子就过不好了。”
后来，据说他也吃了几年苦，送去西北开荒建设过几年，沉沉浮浮这一辈子，最后也安然无恙地活到了改革开放。大概是到了八十年代吧，学校缺英语老师，这时人们又想起了他：他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教个英语必然是不在话下。
他还是拒绝了：“我都八十三了，没有力气再教书了。”
他的一生，大概是一本很独特的历史书吧。小时候的我，常常盯着门楼匾额（徽派建筑传统）上他的题字发呆。
爸爸告诉我，那三个字是“尽舜尧”，来源于毛泽东的诗句。我一知半解。长大后的我，了解了一点近代史，更是不解了： 为什么他一个国民党人会用毛泽东的诗句来规训家里晚辈呢？
我爸开玩笑说“要不你过年、清明节的时候去太爷爷坟头多拜两拜，可能他就托梦告诉你了”……
疑问悬了很多年，大概也就是最近这一年，我觉得自己开始慢慢有些理解他了。
党派身份不过是一个标签而已，儒学家风才是他作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
也许从始至终，他都是那个在乱世里践行着“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生。也许他只是一个混沌中站错了位置的理想主义者，却也因了他的选择，守住了一座小城、几户家庭的安宁。
“站错了位置的理想主义者”，从这一点上看，我和祖辈的命运到底有了一些相似。
一年的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主要指的是残障人士的就业、生活等方面的支持）工作，我逐渐看清贫穷和残障是如何互为孪生兄弟的；
各种社会现象、制度设计也让我越来越理解“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的内涵。
可是看清了反而更痛苦。
我看到太多人的命运，是这个庞大的系统造就的。他们生来残疾，也生来贫穷，如果还有下一辈，大概也会一直贫穷和残疾下去。
他们住的街区，是能让每一个路过的人扎扎实实感受到什么叫“hopeless”的地方。而我的工作，仅仅是尽可能帮助他们找到适合的工作，有能力独自生活下去罢了。
我觉得他们有权利获得更实际的幸福的，而不是在现在各种“反歧视”、“BLM”、LGBTQIA的语境下获得某种虚妄的尊重。可是这就超出我能力范围了。
我内心期待着他们中出现某种有意义的反抗，却也担心着即使出现这种反抗也会是西西弗斯般的徒劳。
会有很重的无力感。
而我自己，也同样无力选择。从社会主义国家跑到全世界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干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作，说起来也是贼好笑的一件事。
我想，希望还是有的，但一定不会发生在这里，至少不会先发生在这里。
我也许是在等，不知道到哪一天才算是时机合适。申请了博士入学，也许也是一种等待的方式吧。我希望，如果能等到机会到来的那一天，我有足够的能力接住它。而在那之前，我只能尽我所能，能帮得一人是一人。
两周前见精神科医生的时候，她问我的spirituality， 我一开始脱口而出“communism”，后来想了想，让她改成了“Confucianism”。于我个人而言，这两个词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看什么情况用什么标签罢了。
只要太爷爷的故事还在记忆中漂浮，我的初心也不会变，“人皆可以为尧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不灭。
PS: 博士入学的面试定在了20号周五，也就是春节的前一天。祝我好运吧。